自1908年雕刻凹版技艺由官方引进中国，至今已110年，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艺术形式，主要应用于邮票、钞票、护照等重要有价证券中。我国几代雕版艺术家们毕生奉献于此，传世诸多精典作品。一个国家的邮票印制水平是这个国家最高印制水平的体现，北京邮票厂自1959年成立以来，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印制邮票的特种印制单位。明年，邮票印制局（北京邮票厂）即将迎来建厂六十周年，我国也是我局第三代邮票雕刻师董琪，她在潜心邮票创作工作的同时，从亲历者的角度，以口述史的方式，历时三年，编著了中国首部以从业者的经历，以亲历者的视角，从雕刻版邮票的发展历史，雕刻版邮票的设计、雕刻以及印制、发行、集藏等角度，全方位记述了我国邮票雕刻凹版发展历程的著作，填补了这一特殊专业领域的空白。讲述中国邮票百年雕刻故事，记录大国工匠技艺的文化传承。

   记者：是什么动力促使你写这本书？

   董琪：这是我在十多年从事邮票雕刻版这项工作中积累的感受。目前，我国早期的雕版艺术家大多已经故去，上一代的先生们也已近古稀之年，然而，我们一直没有一本专业性的史料文献，抢救性的整理资料可以说非常必要。我被中国五代钢凹版雕刻师“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大国工匠精神所深深感动，他们是真正的大国工匠。中国邮政重视雕刻凹版技艺的传承，现在我们印制局拥有10位在职的邮票原版雕刻师，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雕刻师。别小看这个数字，这是世界上拥有在职邮票原版雕刻师最多也是最年轻的团队。中国邮政为世界雕刻凹版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原因都促使我要记录下我国邮票雕刻凹版的发展历史。

   记者：采访过程中最令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董琪：难忘的事太多了，每位老师都有很精彩的故事，比如咱们印制局的元老，邮票设计家、印刷专家董纯琦先生。他不仅是我们建厂初期派往捷克学习邮票印刷技术的骨干专家，后来还为河南邮电印刷厂和沈阳邮电印刷厂的发展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董老是195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原本可以成为画家的他，将人生的岁月奉献给了小小的邮票。当我问他人生中有什么遗憾时，他沉吟片刻坚定的回答“没有”，他说邮票是国家的名片，能为国家设计、印制邮票，标注历史、宣传祖国的文化，这是多么光荣的事！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常年集邮的专家学者无论来自什么职业，头脑都很清晰，性格很乐观，生活充实有乐趣。现在，有不少人认为集邮是老同志们的爱好，可是这些老同志们大多数是从少年开始集邮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好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了快乐。

   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次采访？

   董琪：印象深刻的故事也很多，比如，采访韩美林先生。韩先生是当今艺术界的泰斗，他平时非常忙，惜时如金笔耕不辍，他与邮票结缘于小学时期，曾经收集过1万多枚邮票，后来在特殊的年代里蒙冤坐牢受尽非难也与邮票有点小关系，但他乐观坚毅，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阳光心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韩先生对邮票的喜爱一直未曾改变。平反后，韩先生在1983年就设计了第一轮生肖邮票中《癸亥年》生肖猪邮票，极富装饰性，一头喜悦祝福的小猪，由当时咱们新中国第二代邮票雕刻家赵顺义老师雕刻，现在已经成为雕刻版邮票的精品。后来他又设计了多套精美的邮票深受大家喜爱。明年，2019年《己亥年》的生肖猪邮票是韩先生时隔36年再度出山设计小猪。而我正巧是《己亥年》生肖邮票“肥猪旺福”这枚邮票的雕刻者，我是咱们第三代邮票雕刻师，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一位艺术家，同一题材，两代雕刻师，跨越36年的雕刻时光。作为晚辈，更让我深受感动的是，韩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当我去取这幅书法作品时，韩先生不但题写好并且还托裱好了。他这种对传统文化、对邮票的关爱，对晚辈的鼓励，折射出艺术家高尚的品格和大家风范。

   记者：在编写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董琪：首先，我在编写这本书时很大的困难是相关资料太少的问题，写作采访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但资料的收集差不多是十多年的点滴积累。还有，我父亲常年病重，但他始终鼓励我要坚持完成这本书，我常跟他分享这本书的写作进程，这是我和父亲交流的主要话题，甚至在去年父亲过世前还在问我“书写的怎么样了？”，虽然兼顾工作、照顾老人和写书让我常感到非常疲惫，但也是我的精神慰籍和强大的动力。

   记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到哪些帮助？

   董琪：编写这本书的全程得到了咱们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还有各方专家、学者们的鼓励、支持和多方帮助。我们印制局很重视文化建设，有很好的专业研究氛围。我想通过这本书，向前辈雕刻凹版艺术家们致敬！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专业的研究者提供可考的文献资料，与大家分享中国邮票承载的文化、艺术和文物的价值。